1934年10月18日，陈云同红军五军团从江西曲利出发，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出发前考虑到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需要，中央安排当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担任红军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五军团走在所有部队的最后面，殿后掩护的任务非常艰巨。陈云后来回忆说：“长征时五军团打后卫，天天有战斗”“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20世纪30年代的陈云，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在遵义会议上，陈云支持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了斗争。遵义会议之后，抢渡金沙江工作中陈云被任命为渡河司令部政委，刘伯承为司令员，但在这一伟大征途中陈云并没有随军走完，他在长征途中悄然“消失”了。原来在1935年5月，陈云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即奉命回上海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同时在上海设法联系共产国际，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陈云悄悄离队，辗转成都、重庆，历尽艰辛到达上海。但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陈云一时不能开展工作，后来共产国际决定陈云从上海去莫斯科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和等候去苏联。一个多月的紧张、危险环境中，陈云镇定地抓紧时间，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当时并没有写完，后来是在莫斯科完成的。

1936年3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

        1936年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主办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以连载的形式公开发表，全文3万多字。 《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很快被传回国内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讲述长征的文献著者为陈云，笔名“廉臣”。陈云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与他此前参加长征并肩负重要任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云参加了遵义会议参与了指挥抢渡金沙江等，是长征中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这为他之后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为了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便于以后公开发行和流传，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假称自己是一个军医服务于国民党军队四年。1933年被俘，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后跟随红军参加长征，“廉臣”在这些假托之词后便从正面向世人真实地展现了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当局污蔑丑化的红军领导人形象。

        “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可。”

        陈云在描述当中有意对国共两党进行对比，以此来向世人展现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严守纪律、信仰坚定、不畏艰险的形象。比如在长征中红军之所以能够强渡大渡河是由于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种先锋模范的榜样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是国民党的军队不具备的。在陈云的笔下中共之所以能够成功还与共产党的干部与战士同甘共苦，共同克服困难，而没有一丝官架子有着很大的关系，陈云还在书中详细记述了红军如何利用6只船渡过金沙江等伟大壮举，文笔生动细腻使人如临其境。

        这本书由于用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得以在国外和国统区广泛流传，并以不同书名出现多种版本对广泛宣传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少国统区的青年读过这本书为他们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动力。